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力争2020年“迈进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行列”；近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2016—2020年）规划纲要》对“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作了更具体的描述。
中国如何发展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需要什么样的高等教育体制？中国的高等教育现在主要存在什么问题？应该怎样改进？2016年3月19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主题为“新五年规划时期的中国”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上，一场讨论“高等教育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分论坛格外引人关注，就以上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人文教育对培养创新型人才至关重要
主持这个分论坛的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目前处于重要转型阶段，从原来引进和追赶先进技术，转变为培育自己发展的动力。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已经成为我们必须关心的问题。
美国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指出，人文教育对培养创新型人才至关重要。创新意味着要“颠覆性”地改善社会福利。而且不仅要颠覆旧秩序，更要创造性地建设。真正的创新是要找到新的办法、解决新的问题。而人文教育注重通过“即兴发挥、创新、合成以及团队合作”，鼓励学生发现新问题，并通过团队合作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文教育能够打造更好的企业家。“Facebook首席执行官、联合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和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不久前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企业要有长远眼光，思考解决未来的问题。我认同用长远眼光解决长远问题，这也是创新的一种体现。”
苏必德举例指出，阿里巴巴董事局执行副主席蔡崇信本科阶段在耶鲁大学攻读法学。蔡崇信说他在学校里学到的最重要的内容不是法学上的知识，而是一个爵士乐课程对他最有帮助，让他学会了怎么去创新地思考、即兴发挥，从环境的角度考虑创新。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高等教育的力量并不一定只是在于技术层面。当然这并不是说技术不重要，而是人文教育重在即兴发挥、创新、合成以及团队合作，这对于个人或者企业的成功更为重要。
消除教育体系创新不足最根本的是改革
“当前，中国教育体系必须进行创新，首当其冲的改革就是课堂文化。中国的课堂文化是尊重老师，被动地听课、做作业。未来的课堂应该是交互型的，是一个平台，是一个由各种问题讨论组成的课堂，而不是被动地单向知识传递的课堂。”苏必德表示。
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创新型人才培养上还存在一些不足：第一，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上还没有真正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办学的追求目标，现在通常把就业率作为最重要的目标；第二，教育方法普遍落后，“老师讲、学习记”的状态没有根本改变；第三，教师队伍整体水平不高；第四，教学经费严重不足制约了一些先进教学方法的实施；第五，教育主管部门对大学的评价过于单一，严重制约了大学形成自己的特色；第六，对学生的评价过于单一，没有“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第七，大学的选人机制过于落后，还在延续“科举制”，高考、研究生考试和博士招生等三次考试耗费了年轻人最宝贵的时光，也使得学生被考试牵着走。
“消除以上不足最根本的是要改革。”朱崇实表示，首先要真正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大学的追求，把人才培养作为第一要务；其次要给大学更多的自主权，让大学真正地依法办学；第三，大学要加大对教学的经费投入，政府要加大教育投入；第四，全社会要营造一个“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第五，要彻底改革高考制度，特别是研究生的选拔制度。不要让年轻人在18岁、22岁、25岁时都在为考试消耗自己的时光，至少研究生的选拔不应该是以考试为主。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院长盖睿特认为，通过大学教育，使学生在思想上富于创新精神，使学生终生受益。高等教育在未来5至10年最大的增长点，不是学历教育，而是终身教育。在线教育或在职培训应当成为大学未来的重要工作。
创新型人才的根本特征是创造力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表示，创新型人才的根本特征是创造力。无论是科学发现，还是技术创新，或是人文思想突破，都是创造力的体现。
“在我看来，创造力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三种创造性：创造性精神、创造性思维、创造性能力，我称之为创造力‘三要素’。”钱颖一称，创造性精神是一种心态或者称心智模式，它是一种永不满足于现状、总想与众不同的渴望。体现在创业上，创造性精神就是企业家精神。创造性思维不是通常的思考，而是一种超越现有框架的思考。创造性能力是指能把创新事干成的能力，包括把创造性思维转换为创造性行动时必须应对的方法，比如面对失败的能力、学习的能力、调整自己的能力等。
钱颖一认为，培养具有创造力“三要素”的人才非先要改革教育、创新教育模式不可。比如，当我们的教育要激励创造性精神时，就不应该打击标新立异，而要鼓励勇敢；当我们的教育要鼓励创造性思维时，就不应该反对胡思乱想，而要鼓励想象力，鼓励批判性思考；当我们的教育要关注创造性能力时，就不应仅仅灌输知识，不管这些知识有多么前沿、多么基础、多么全面，而要注重能力培养。
“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有利于创造力教育的最佳模式，但是它的必要条件是清楚的，那就是自由、宽松和容忍的教育环境。只有自由、宽松和容忍，创造性精神才得以存活，创造性思维才得以生根，创造性能力才得以发展。任何急功近利、指望灵丹妙药的快餐方式都是不利于创造力教育的。”钱颖一表示。
比起培养，更重要的是培育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与培养过程共存的‘副作用’，因为任何培养学生的过程，尤其是我们传统的、习惯的、熟悉的一套教学方法、评估方法、选才方法，只要对提高平均水平有效，就会让‘极端’的人或人的‘极端’想法变得更加的‘正常’，从而导致‘趋同’现象。也就是说，正规教育过程本身有一种自然趋势，在提高‘均值’的同时减少‘方差’。”钱颖一指出，这就形成了培养创新型人才上的一个“悖论”：尽管教育能够有助于提高创造性，但是这种帮助更多地体现在提高平均水平上。这种应用一旦有效，就可能使得真正的、无法预测的创造性减少。这并不是说创造性是天生的，不需要培养，而是说经过教育过程后，原来具有创造性的人也会变得没有创造性了。我们观察到，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没有读完大学本科，马斯克没有读过硕士、博士，他们受到的正规教育都“不完整”。也许恰恰是这种不完整的正规教育，才使得他们的创造性得以幸存。
这就提醒我们，正规人才培养过程都是有缺陷的，不管方法多么先进。如何应对呢？钱颖一认为，在我们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时候，我们要跳出这个固定的思维框架，去关注与“培养”同等重要，甚至是更重要的是“发现”和“保护”那些不寻常的人、那些看上去“极端”的人和有“极端”想法的人。比培养更重要的是培育，是创造环境让杰出人才“冒”出来。当他们“冒”出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去发现、去欣赏、去保护。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梅丽特·杰诺说，现在社会变化非常快，做好研究型大学需要科研成果的评估，以及教育资源的投入、教职工和学生素质的提高。这意味着必须有一种开放合作的体制，同时把最好的研究人员放到教室里进行教学，让他们完成教育的使命，这些都非常重要。
“如何进一步参与全球性教育，进而影响全球思维，已经成为一个好大学的基础。”梅丽特·杰诺表示，我们可以进行教育方面的国际合作，让更多的教职人员进行交流，进一步解决国际性问题。